從660多萬元到12萬元…… 醫糾案件 巧用修復式司法模式 Applying the Restorative Justice Model to Medical Dispute

修復式司法關注的重點則不在懲罰或報復，而是在療癒創傷、恢復平衡、復原破裂的關係，並賦予「司法」一種新的意涵，即在尋求真相、道歉、撫慰、負責與復原中伸張正義。但修復式司法並不會取代傳統的司法制度，二者同步進行不會衝突。雖然修復式司法可以在法院審理前後、偵查、審判與刑罰執行中、出獄（假釋或服刑期滿）前，任何時期都可以啟動，但我國修復式司法目前主要仍是應用於偵查程序中之案件，所以除了少數案件雙方就對錯並無爭執外，大部份案件的法律對錯都仍處在混沌不明的狀態，此時如果要以行為人的認罪或認錯為啟動修復程序的前提，事實上是有困難的。
為什麼修復式司法模式可以運用於醫療案件？醫療是人際間極大的一種信任關係，病人把自己的身體、隱私、生命幾乎毫不保留的交到醫師手中，而醫師也毫無保留將其所知，所能用來治療病人，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、假日、家庭生活。縱然偶有治療失敗或產生非預期傷害的悲劇，但沒有一位醫師會故意去傷害病人。

傳統應報式正義看重責任之歸屬，對錯的追究，只要有傷害，假設一定有某些人該負起責任，調處重點在於責任之賠償。然而醫療過程有太多的專業性及不確定性，若只強調責任，雙方便會執著於對錯的攻防，原本高度信任的醫病關係盪然無存，轉成敵對仇恨。而受傷害的病人或家屬，由於事件本身已承受許多傷痛，還要武裝自己進行司法攻防，與曾經十分信任的醫師對簿公堂，其內心之矛盾壓力可以預見。
修復式司法提供一個安全可靠的對話平台，讓雙方能面對面談話，讓雙方都可以說出他們因這事件所遭受的心理、生理上的痛苦及創傷，相互理解與同理，著重在修補傷害而不一定以判定對錯、認錯或追究責任為前題，故醫方可以安全地對病方所經歷之傷害與痛苦表達「難過」「遺憾」等，使病方得到撫慰；病方可以清楚表達自己的心聲並真誠地對醫方表示肯定與謝意，使醫病關係得以修復。
以下簡單摘錄台中成功修復的一個醫糾案例，不但印證修復式司法模式可以運用於醫療案件之可行性，更看出其效果優於傳統調處（案例姓名及情況經改編）。

小美為具有醫護背景之女性病人，在林醫師之診所進行剖腹產，術後有持續發燒及傷口上方紅腫熱痛等情況。經在診所治療觀察數日仍未改善，病人要求轉院至醫學中心，因傷口嚴重感染，進行兩次清創手術始穩定。小美出院後，仍因疼痛及情緒低落無法工作，甚至無心力照顧新生嬰兒。

病人與家屬主張林醫師在傷口照顧及轉院時點之判斷有過失，要求賠償含精神撫慰金等合計6 669,865元整。他們曾委託友人與院方交涉無效，兩個月後提出刑事告訴，檢方移送區公所調解委員會，兩次調解失敗。隔年再委由林醫師辯護人為雙方進行和解，亦告失敗，兩年後轉修復式司法。 促進者為病方與醫方交互進行各兩次會前會，及一次雙方和支持者共同參加的修復會議。病方的第一次會前會，促進者運用善意溝通積極傾聽，從病人及家屬對醫方的各種嚴厲指控中，同理並肯定伊等內在的感受與需要，消除病方防衛心，使矛頭對外的攻擊轉而關注在自己需要的滿足，並憶起醫病間曾經有過的良好互動經驗。

尤其，促進者巧妙一句話的回饋：「所以你有瞭解這可能是表面，後面的事實是林醫師的恐懼，恐懼要負責任，而不是不知道?」讓病人重新意識到林醫師的人性，消除訴訟以來對醫生的「敵人形象」，而在會談的最後說出「不要再那麼（嘆..）起碼以後回頭林醫師還是暖男，我對他的信任是對的，讓我覺得我的決定是對的。」將本件的訴求重點移至對自己人生信念及選擇的肯定。醫方的第一次會前會，林醫師由一開始「講的好像演一齣戲，就是希望得到一筆錢。」充份對病人的不信任，到結束時說：「我思考一下，要談這麼多，會想看看有沒有那個意義？」開啟了後續對話之可能。
 

第二次醫方會前會，當林醫師最後說出「有時人真的會有盲點，太多自我保護，也許聽聽非當事人，會有不同角度。我會想想看自己有沒有盲點……。」時，他己具備直接對話的條件。第二次病方會前會，在促進者充份的同理與支持下，病方開始意識到自己對醫療對錯的堅持，實際上是種失望的感受，並開始同理醫師在訴訟過程中所受的苦，主動表示「我也不想讓醫師有罪人的感覺。先平靜地透過對話，讓雙方了解彼此的感受。」

促進者技巧地將兩造對金額的爭執轉化為金額背後的意義：「他看到你受苦，他給的是醫療、月子、食補等這些事12萬，是個祝福，他不是在喊價的。」，病人因此改變「對錯」的堅持。修復會議從一開始的防衛與緊張，到病人理解林醫師沒有馬上轉診是因為知道小美非常怕痛，不想她再痛一次，一一澄清公關及辯護人調解過程中所引起的諸多誤會與負面解讀，最後歡喜同意以「12萬給一個祝福」的結論，達成協議。
 

就在促進者準備協議書時，小美和林醫師自發地從座位中起立，迎向對方，相互擁抱。兩年的醫糾，完美落幕。這些轉變，靠的是促進者在過程中先擱置對錯與所謂「真相」之探究，「不判斷」地接納每一方都會有自己的觀點與故事版本，同理每個人過程中的感受與影響，每個人因為自己經歷過被聽見、被看見，從而有能力聽見、看見彼此。

醫糾案件中，病方的需要是被聽見、理解、信任、安全感、重建關係；而醫師之需要則是其專業被尊重，付出被肯定、被理解。金錢之訴求，責任之追究往往是病方之情感替代，並非真正爭點。因此運用修復式司法，正可以促進雙方感受之交流，重建信任關係後，實物及其他修補傷害之協議就易於達成。本案兩位實習促進者，事後亦成功運用修復式司法與善意溝通技巧，成功地各完成一件醫糾調解案件，印證了修復式司法模式運用於醫療案件是可行的。